重奖举报要显威力，制度配套不可或缺

    广州市近期将出台9 个食品安全管理配套文件。其中规定，今后市民成功举报食品安全隐患、违法行为，有望获得罚没收入总额的4%-5%奖励，案值越大奖励越高，上不封顶。对于一般性查证属实但没有罚没款项的举报，则设立500元保底奖励。为此，广州市明年计划拿出600万元在全国率先设立举报奖励专项资金账户。

    面对食品安全空前危机的窘局，广州奖励食品安全举报人"上不封顶、下有保底",如此不惜成本相对于全国各地已知最高设限30 万且不保底的措施，具有突破性意义。其既彰显出广州"餐桌保卫战"的决心不凡，又使举报人对利益有稳定及较高的预期，这些措施将大大调动民众举报问题食品的积极性。

    人命关天，为了扞卫食品安全，政府祭出怎样的重拳可以说都不为过。然而，基于食品安全社会背景的复杂性及传统行政手段的局限性乃至纰漏，在食品安全举报奖励相关文件的更多细节没有披露之前，一些可能遇到的问题依然需要预设并探究应对之策，以期未雨绸缪，达成管理措施设计的初衷。

    其一，能否将举报人"分享罚金"上升到法律保障的层面？ 给予举报食品安全重奖，严格讲不是政府发奖金，而属于举报者与政府"分享罚金".在法制健全的国家，这一做法不仅形成制度，而且已实现有法可依。美国《反欺诈法》规定"凡举必重奖"的"分享罚金制度",由司法部门执行。正因有法律保障，2009 年制药巨头辉瑞公司被举报用不当手段推销药物，美国司法部重罚23 亿美元，举报人从中获得1.2亿美元的"天价奖励".若仅依赖行政手段，举报奖励执行的刚性显然不足够，难以保证行政部门不会弹性执行，从中打折扣。不是说行政手段不可靠，而是说司法途径更具威力。

    其二，案情定性谁说了算？食品安全事件的危害性及案值作为奖励额度的依据，必然牵涉到如何定夺的问题。在过往各类涉及举报奖励的案件中，举报线索重不重要，案件危害性大小，基本由政府部门单方说了算，举报者只能被动接受奖多奖少。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民众举报犹豫，反过来影响举报的积极性。如：东莞一市民认为9 次举报多家企业走私线索仅获26 万元奖励太少而状告海关，广州一市民举报汽车客运站发票违法仅获奖5 元而状告税务局，诸多类似案件皆因案情定性完全由行政部门独断而起。因而，食品安全举报奖励理应汲取教训，明晰奖励依据，并应引入相关社会机构作为独立第三方参与案情定性，力求客观准确，给举报者定心丸。

    其三，如何保护举报者的人身安全？客观讲，就举报奖励手段本身并不新鲜，广州食品安全举报奖励的最大亮点在于"上不封顶",诱惑力是自然的，但并非注定期望值自然得以兑现。毕竟，举报者必然考虑到风险系数。正如早已实施的盗版光碟、制贩假烟等举报重奖，都存在举报者惧怕被秋后算账而不敢举报， "有钱不敢拿"的现象。因此，保护举报人的相关措施必须加以考虑并细化，消除举报者的后顾之忧。

    "重赏之下必有勇夫",但要避免行政手段上的简单化。我们无意泼冷水，但措施出台理应尽量考虑周全，避免瑕疵，以期使重奖举报成为真正有效的激励， 以遏制问题食品的泛滥。